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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平台靠谱两任方丈的故事1981年

在释永信被官宣调查后，第一财经记者多次拨打释永信之弟的电话，均提示“多次呼叫转移”。7月30日，第一财经致电少林书画院，工作人员称现在联系不上刘应彪，具体情况不清楚。

释永信被官宣调查资料图

刘应彪是（俗名刘应成）的弟弟，法号释永胜。他曾以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秘书长、少林书画院秘书长、国际少林寺(微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席、国际少林功夫研究会会长等身份见诸网络。

刘应彪在关联企业中担任过股东。目前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司中，只有少林欢喜地（登封）有限公司存续。刘应彪在欢喜地公司成立时就是股东，2022年退出，退出时持股比例为35%。

2015年，释永信曾因少林欢喜地负债400多万元，被举报者质疑转移资产。《南方都市报》2015年报道援引知情人透露：这个公司的运作由一名居士带领团队运营，实际为少林寺所有，少林无形资产公司作为一名股东替少林寺代持股份，剩下的股份由两自然人代持。本着代持股的自然人必须是与经营方无涉的原则，公司就让钱大梁和刘应彪持股。知情人表示，由于刘应彪是释永信的弟弟，身份比较敏感，后来方丈的亲属全部退出少林寺相关岗位，刘应彪也就将股份转让给时任少林慈幼院院长释延洁，由释延洁代持，但释延洁没有任何股权权益。

刘应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直言作为释永信的弟弟，压力很大，做事处处都比别人小心。他说自己小时候去少林寺看哥哥，在少林寺短住时期对少林武术产生兴趣，就留下来习武。习武之外，刘应彪在书法上享有知名度。他对媒体说：“我的字香港明星有收藏，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海外少林寺文化中心亦有收藏。我主要擅长写佛、寿、禅、龙等字。”曾有媒体报道，刘应彪创作的“佛”字，被美国华人同乡会以七千美元收藏。

7月28日中国佛教协会公告：收到河南省佛教协会报来《关于注销释永信戒牒的报告》。根据有关规定，我会同意对释永信（俗名：刘应成）的戒牒予以注销。据澎湃新闻，7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官网“领导机构”栏目更新后显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释永信的信息已被撤下。第一财经在中国佛教协会官网的佛教教职人员信息查询系统中找到了释永信的备案信息，教职身份为比丘，教职人员证件编号为41******0001。

延伸阅读

7月27日，来自少林寺官方网站的消息称，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目前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有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这些年，围绕释永信的坊间传闻和是非不断——2015年，少林寺武僧释延鲁等人就曾实名举报释永信“侵占少林资产、索要财物700余万元、包养情妇并育有私生女”，并拥有双重户籍、多辆豪车。尽管调查组最终认定“私生女”系收养，索贿无实据，但舆论风波已难平息。

2022年，释永信再陷争议。其控制的公司以4.52亿元竞得郑州商业用地，引发“僧人炒房”质疑。而更早之前，少林寺被曝计划在澳大利亚建四星级酒店和高尔夫球场，被批“过度商业化”。

2024年，一则“释永信之子释正恩接掌衣钵”的传言引起轩然大波。少林寺紧急辟谣并报警，最终造谣者被行政处罚。但争议背后，是公众对少林寺“商业帝国”的复杂情绪——释永信名下关联企业，横跨文化、餐饮、地产，年收入以亿计。

此前，《凤凰周刊》曾走访少林寺，记录下那个“被释永信装在口袋里的江湖”。如今旧稿重读，从中仍能窥见释永信的影子：他的雄心、他的争议，以及他与少林寺的荣辱纠缠。

释永信的命运尚未可知。但有关少林寺的故事，仍在江湖上流传。

少林寺藏经阁后面的法堂，一层院落正中就是方丈室。两重座基上，朱漆绿琉璃的一间屋宇，大门上悬黑底金字匾额，写了“方丈”二字，红漆立柱上挂着同样黑底金字的一副对联：上联是“永远继承祖庭弘扬正法”，下联是“信愿勤修正果普度群生”，藏头的两个字正好是“永信”。

嵌了“永”、“信”二字的对联，每天都被成群游客围观。人们在对联下面摆各种造型拍照。

少林寺入口的禅宗达摩祖师雕像

方丈室门廊外，围了道矮矮的栅栏，但挡不住游客的好奇心。只要方丈室的门开着，就有人扒着门往里看。常常，释永信一脚踏出门去，外面的人群立即聚起来，里三层外三层，闪光灯亮成一片。实在不胜其扰，释永信移到东侧院办公。

留下的，是释永信的徒弟释延波和另一名弟子。二人住在方丈室东侧一间空房里。由于方丈室白天锁门，游人会好奇地看看他们屋里。常常听见帘笼一响，一枚大脑袋伸进门来，仿佛房中无人一般张望一周，又若无其事缩回去，丢下一句：“没啥可看的！和尚住的地方。”

有一天午睡正酣，没有上栓的门忽地被推开，又是好奇的游人上门，延波惊醒，腾地坐起，怒了：“干什么？看什么看？！”那人回敬：“你一个和尚，厉害什么？”延波跳起来一手抓过床边的棍子，不速之客立即嚷着“少林寺和尚打人啦”，扬长而去。

延波扔了棍子，倒回床上。天下无大事，吃饭睡觉而已。

酸甜苦辣四口井

其实延波是好脾气，爱说笑话，古灵精怪，常常眼神一转，就开始用掺着河南腔的重庆话慢条斯理讲出一个笑话来，逗师兄弟一乐。他今年24岁，儿时就调皮，三天两头惹祸，常气得父亲劈头盖脸打一顿。上初中有一次因和同学发生口角，他一脚把人家从楼梯上踹了下去，“我看见那孩子满脸是血，吓了一跳，心想医药费得赔不少钱，回家肯定挨打，干脆跑吧。”

那是2002年。他跑到了码头，偷偷藏在一条货船上，沿江而上，到了湖北被船工们发现了，大家劝他回家。“那时我想，既然出来了，就一定得闯出个天地来。”延波开始四处找地方打工。

一个14岁的孩子，只能四处打黑工，挣点小钱。到年末，钱刚够买回家的车票。他决定不回去。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实在无聊，延波去租了套金庸的小说打发时间。“里面有好多地方说到少林寺，我就动了心，想去看看少林寺是什么样子。”

他买了地图、带上干粮，骑着自行车上路了。一边干活一边打听少林寺，半个月后，他坐着大巴来到山脚下。

“我想少林寺一定在山顶上，就朝山上走，路上有一辆面包车从我身边经过，热心招呼我搭车，说捎我一程，结果把我带到了一间武校。”那时延波不知道，从登封市一路到少林寺的周边，有大大小小上百家武校，全部以“少林”或“少林寺”命名。每年都有许多少年慕名来这里学功夫。武校的竞争，就从“抢”这些孩子开始。

塔沟武术学校，是少林寺周边武校中最成功的一个

“那人也把我当成了来学功夫的人，所以拉我去武校了。我哪里有钱交学费？趁他不注意，赶紧溜掉了。”延波在山民的指点下，终于在山脚下找到少林寺的山门。徘徊之际，一位僧人发现了他，收了他当沙弥，带他到少林寺后山达摩洞下面的二祖庵住下。

这位僧人叫永了，是释永信的师弟。延波的命运由此转折。

“那时，所有刚进寺的沙弥都会先到山上二祖庵住一段，熟悉环境，学习寺院的规矩和佛法。白天在山上种地，挑水，跟着几位师父还有其他几个人练功夫。”师父们教功夫严厉，偷懒或练得不好就要受罚，“趴在地上打屁股或者蹲马步，有人蹲哭。”

在山上，种地、打扫、挑水都是练功和修行。“山上有酸甜苦辣四口井，都已经枯了，一些年纪大些的孩子绑着绳子下去，把淤泥清理干净，我们从山下一桶桶挑水上来，硬是把那四口井给挑满。”

半年后，延波和师兄弟们下山住进少林寺。

当初来到少林寺只为了金庸小说里的“武术圣地”，延波并没有想要出家。但进了寺门，就得遵守清规戒律，每日和僧众们一起早晚上殿诵经，过堂食素。延波经历过离家后的流浪，渐渐在这里找到安心所在。两年后，他决定正式受戒出家。

看着现在的武僧，延波不由得想起当年跟着永了练功的时光。37岁的永了，是少林寺“永”字辈年龄最小的僧人。他身形壮实，眉目冷淡，不怒自威，当年带领武僧团时，他督导最为严厉。现在他早已不训练武僧，而是掌管禅堂。

永了的禅堂

每年农历十月初五，少林寺都要例行开启禅堂，举行打禅七的静修。所谓打禅七，是禅宗里密集修行的一种方式，僧人们集中在禅堂里盘腿坐禅，以7天为一个周期，少则七个七，多则十二个七。

禅七期间，禅堂外和各条主要道路上都贴着红底告示：禅七期间，轻声缓步。各种进寺车辆，也要停在远离禅堂的消防通道下面。外人不能进禅堂，僧人不准出禅堂，小病在禅堂里面休息几支香的工夫，大病则要由班首执事们在一块商量了之后才能出去。所以，在禅七开始之前，僧人们都要到方丈这里告一个生死假。

入禅堂要僧人自愿报名，然后永了开会宣布规矩。一位新到的小僧人立在窗外听：“不听维那指挥，耽误了公事，都要下重香板责罚，还有坐香时打呼噜，连续提醒3次仍然不改，从禅座上拉下来下跪……”小僧人没听完就退到院子里出了一口气：“规矩好多啊，我是没能力打禅七。”

宣布完规矩，报名的僧人可以有三天时间考虑自己是否可以忍受，觉得不行，还能退出。但只要进了禅堂，不坐满49天谁都不能出来。进过禅堂打七的人，走出来的时候，都会收获敬重的眼光。

禅堂极受释永信重视。

相比起少林功夫，他现在更愿意让外界看到禅堂的情况。“出家不是为了安逸，而是为了寻找清净和解脱，少林寺不是外界看到的就练几套拳而已，我们寺院是要做修行和学习，每个人都要精进。”

2011年进禅堂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90名僧人。永了不仅负责这些人在禅七的督导，也要照顾好所有人的健康和安全。“禅堂是一间寺院的核心，没有禅堂就称不上寺院，只能叫庙宇。大家觉得我执法严格，所以方丈让我掌管禅堂。其实这不只要严格，更是个细致活，呵护禅堂中的僧人，得像呵护婴儿一样。”

禅堂里无小事，稍有不慎，就会出乱子。“僧人在禅堂不见天日，没有白天黑夜的概念，盘腿打坐十几个小时，要压抑身体的不舒适，也要压抑脾气，让自己安静，心里会异常敏感，监香从旁边行走时带了一点风，就会引发僧人的脾气，甚至旁边的人呼吸重了，也有的人会找麻烦，甚至有的人会突发疯癫。”

一年前，一位贵州僧人用功太急，突然神智不清，跑到佛像上骑坐，一时秩序大乱，永了只得上前好言好语地哄他下来，送他去调理，直到恢复清醒。“得观察每一位僧人的细节，眼神不对，或语速过快，动作很粗重，就要私下带他去别的房间劝慰，防止出差池。”

除了看护好僧众的心智，永了还要打理餐饭。“禅七讲究三茶四饭，早餐喝粥，中午饭菜，晚上吃包子，下午加上点心，晚上睡觉前吃水果。修行是一个系统，从身体到心灵的全方位调节。”

之所以对参禅有诸多心得，因为永了自己就曾经在终南山闭关三年。“带了两床被子和书上山，住在一间茅棚里，自己种菜煮饭，读书打坐。南台静坐一炉香，终日凝然万虑亡。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

永了是释永信的同乡，也来自安徽。1985年到少林寺时他11岁，“我也是看了电影之后来的，也不为了出家，而是想练武术。”

1982年电影《少林寺》的海外宣传海报

1980年代，少林寺生活还很清苦。年轻僧人每天都要去种地，干农活；小孩子就负责打扫寺院卫生，洗碗，扫地。到了晚上，各自跟着自己的师父练功。“那时我们白天干活，晚上习武，第二天凌晨3点就起床练功。现在的孩子们6、7点才起来，也不用干活了。恶劣的环境其实可以塑造人。现在条件都好了，孩子们很难理解。”

在少林寺20年，人生浮华和无常，永了都经历过一遍。

他20多岁就带领武僧团到各国表演，出场费都是以美金结算。“那时很多政府官员工资也不过几百元钱，我每个月的收入就已经达到几百美元了。”在武行里，他曾风头无二，带队打专业散手比赛、办武校，“和各色人等迎来送往，花花世界已经看过一遭，人生要经历过才会放下。”

永了的放下，源于一场车祸。“2002年，一位16岁的小孩子学开车，我走在路上，他一紧张，把油门当作刹车踩了，车子冲过来把我撞飞了。”永了在空中转了几个圈，飞出去20多米，如果不是学过功夫，落地时护住了头，他早就没命了。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算是鬼门关前走了一回，“当人真的面临生死时，会非常恐惧。事后我也反省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恐惧？觉得修行不够，就想上山闭关，了脱生死。”在终南山，永了遇到很多隐居修行的人，“那真是人生的别样境界。看到了另一番天地，另一种舒服。”

永了原本打算以后就这么住下去。2005年，他回到少林寺探望授业恩师，正赶上少林寺复建禅堂，释永信就把他留下负责禅堂。

“隔世3年回来，觉得人生一梦。以前读虚云和尚的诗，渡尽九魔十难，了知世事无常，这才知道‘无常’二字是何意味。”再住进寺院，永了觉得四周繁华静寂都与己无关，关起门来清心度日。

永字辈的师兄弟当中，永了和释永信是同乡，关系也较为亲近。深陷于“嫖妓”和“包养大学生”的绯闻中，释永信苦闷之际，曾向永了抱怨：压力太大，这么难，算了，退下来不做了。劝慰一番后，永了的建议是：忍耐，不作过多解释，等待风波自己过去。

两任方丈的故事

1981年，一个名叫刘应成的16岁少年进入寺院，赐法号释永信。

永字辈的僧人中，释永信的表现并不特别突出。师弟永福只记得这位比自己还小一岁的师兄开始和大家一起干活，后来就跟在行正方丈身边。

行正方丈在少林寺是一个传奇人物。直到今天，周围的山民们还语气敬佩地说起这位去世多年的法师。他本就是附近山民，幼时家贫，6岁被送到寺院。9岁干活时，煤渣蹦进眼睛里，此后双目几乎失明。虽然看不见，但行正的记忆力惊人，与别人聊过天，十几年后见面，仍能准确地说出当日聊天的时间、地点，甚至谈话细节。

除了记忆力，老方丈的节俭也出名。去登封县城，舍不得花三角五分的车票，一大早爬上寺外拉水泥的货车下山；出远门，出发前就买20多只烧饼，带在路上充饥。他不舍得住旅馆，经常睡澡堂子，甚至直接睡在火车站的躺椅上。

行正目盲，出门必须有人跟着。释永信作为他的贴身侍者，跟师父一起睡火车站，抹不下面子。“车站里人来人往，又冷又乱，我真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睡也不是，心里很别扭。”当年，北京的中国佛协对面有家澡堂子，洗澡带睡觉一共一块钱。行正每次去北京都住那里。几年下来，澡堂子的工作人员都熟识他了。

释永信的日常

释永信跟着行正上北京，最多的社交活动是要政策。1982年，香港电影《少林寺》开始公映，创下华语电影票房纪录。此后，少林功夫红遍天下，慕名学武者每天络绎而来，破落的千年名刹再度熙熙攘攘。数字显示：1974年到1978年5年间，少林寺共接待游客20万人；电影上映后仅1982年一年，游客量达到70余万。但商业的春风没有吹进少林，包括门票在内的管理权限都与少林寺无关。行正不断到北京奔走，要求僧人管寺，并收回门票的经营权。

1985年，少林寺终于有了门票收入。释永信见行正出门带的钱多了，想着这回能找家旅馆住了。没想到，到了北京，老方丈还要去找澡堂子。为了让师父住旅馆，释永信对他说澡堂子已经拆了。从那以后，行正才开始住旅馆。那时，少林寺每年已经有十几万元的收入了。

释永信跟师父上京见“各路神仙”，在这个过程中，从地方到中央，把各级宗教部门的人都认识了。释永信渐渐成为寺院里公认的社交能手，他认为自己颇被师父满意。

在过往报道的记述中，释永信在1987年行正法师圆寂后，继承衣钵成为少林寺的主持，并在1999年升座方丈。其实，更确切的记录应是：从1984年前后，行正法师由于多病，已经无法亲自料理日常寺务，少林寺几位资历较深的僧人和当地宗教、统战等部门组成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共同主持寺务。入选这个管理委员会的僧人，被称作“当家人”。行正法师圆寂后，释永信也成为“当家人”。直到1999年8月，通过当地市政府和佛协推荐，最终由国家宗教局和佛教协会认可，释永信成为少林寺新一任方丈。

行正圆寂后，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执掌少林寺将近12年，现在寺中很少有人能说明为什么方丈一职有过如此长久的空置。释永信在自传中，作了这样的解释：“行政方丈圆寂时，少林寺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关系不太融洽，在佛教界也没什么地位，更重要的是我还很年轻，也没有大的成就，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为方丈……”而释永信并不担心这些，而是相信“只要自己认真做事，总会获得承认”。

他一直积极“做事”。早在1986年，释永信先后创立了少林寺拳法研究会、少林武僧团、少林寺红十字会、少林书画研究院、中华禅诗研究会、少林寺慈善福利基金会、少林慈幼院等机构。

这些机构是他在社会上亮相的平台，他几乎出任其中所有最高领导职务。其中，最重要且最出名的是武僧团。这也是其他试图用“少林寺”品牌的人，无法拿走也无法复制的资源。

阿海的武僧梦

武僧团，是少林寺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有流动性的一个群体。

自电影《少林寺》在大陆热播起，慕名投奔的少年就络绎不绝。他们中有人进入少林寺，从小长在寺中；有人只是在寺外的武校，但一心希望进入少林寺的武僧团。早期武僧是少林寺培养出来的僧人，由于人员流失太快，武僧团表演又是出国访问的传统项目，一旦出缺，须得快速补进人选，少林寺没时间从头培养，渐渐从周边武校招募功夫好的年轻人充实进来。最后，被称为“武僧”的团员，实际上大多并未出家受戒，只有沙弥的身份。阿海即是其中一个。

阿海话不多，见人便规矩地垂手而立，21岁的年纪，眉目却有异常的成熟稳重。在一群年轻活泼武僧中，这是少见的气质。

2001年他11岁，父母送他到登封，进了少林寺周边一间武校。武校里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们统一着装，集体出操、训练、吃饭、睡觉，走路要求二人成列、三人成行。

清晨，少林寺武僧彼此切磋

4年后，阿海被少林寺招募入武僧团，这一年是2005年。2005年之前，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武僧团不住在少林寺内，而是住在登封市区，寺院管理他们相当困难。一身功夫的少年们不受约束，不用遵循清规戒律，难免惹出各种是非。2005年扩建僧房后，释永信令武僧团全部在寺院住宿。

到寺院要遵循戒律，但生活一下子轻松许多，不用每日上课，也没有教练检查被子是否叠成豆腐块。“寺院里练功靠自觉，靠佛法修行。少林寺的历史文化，都得自己找师父去问，跟着别人学习。”

寺院里僧众渐多，住不下，一些僧人就被安排住到少林寺山门对面的王指沟里。少林寺带旺旅游市场，改变了山民的生活，这里家家都盖起中式小楼。其中一些房子被少林寺租用，阿海住到这里。从这里到少林寺约有半小时路程。虽然从没打算出家，阿海仍会跟僧众一起去大雄宝殿上早晚课。

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师兄弟去上早课。天还没亮，黑蓝的天空上繁星密密压在头顶，漆黑的山间，忽然有手电射过来，几个武僧团小沙弥一路小跑赶下山，最小的身影看上去不过5、6岁年纪，跌跌撞撞跟在最后。

到大雄宝殿前，阿海穿上海青僧衣，又加上七衣。

僧众们都还没到。黑暗中，几星萤火般的红光由远及近，一位僧人持香逶迤而来。燃起香与烛，有风吹过，僧人将袍袖笼在灯上，泛起一层柔黄，空寂的殿堂里添了一抹安定温暖。殿外值班僧人打着响板绕寺而行，叫各处僧人起床，响板声由远而近，又渐渐远去，接着钟声次第响起。僧人们陆续到来，佛前施礼后，分立两侧。大殿渐渐站满了人，却仍是静可辨针。

大磬响起，僧众朝佛像顶礼三拜，一声悠长的梵唱破空而来，这是维那领唱《楞严咒》。接着鼓点般的木鱼笃笃而鸣，僧众随着木鱼的节奏唱经。木鱼声渐渐由缓而密，诵唱也随着加速，字句渐不可辨。念完《赞佛偈》之后，众僧排队绕佛像行走3周，并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

武僧团的小沙弥们走在队伍最后，别的经文背得不多，“观音菩萨”倒熟得很，稚嫩的嗓子喊得一本正经。绕完三周，众人归位三跪拜，念完最后一段经文。

早课结束，僧人们去斋堂吃饭，阿海则转身向寺外，朝山上走去。一路上，各家武校的学生已经开始列队跑步、练功，呼喝声随处可闻。

通向达摩洞的石阶上，一群武校的学生飞掠而上，一律赤裸上身，只着短裤，“他们不会冷。从这里到达摩洞走一个来回，平常人要走1个小时，这些人必须在15分钟内，这种速度，几分钟汗就湿透衣服了。”这种训练，是阿海曾经的生活。

走到山里更深处，看到一些废弃的茅草屋。早几年，常有寺院里的武僧在这些茅屋里闭关苦修。所谓“闭关”，就是在这里住上数月，打坐、习武，就是睡觉也只睡在一条板凳上。“闭关”期间，日用饮食都由寺里派人送上来。

“我曾经往山上给他们送过饭，当年不少师兄用这种方法追求功夫的精进。这种修炼全靠自觉，没人组织，几个人说好了，轮流上山闭关，互相送饭，或者交待给小师弟们送饭，”阿海说着这些，恍如隔世一般出神好久，“现在没有人这样做了。你要上山闭关的话，大家会觉得你是怪物，连送饭的人都找不到。”

周边武校的孩子们挤破脑袋了想进少林寺武僧团，因为这里可以提供出国和成名的机会，也方便将来找工作。到山上闭关苦修，带不来任何现实利益。阿海当年一起练功的师兄们，有人已离开寺院开武校，有人当了私人保镖，有人去了其他寺院，一些留下来成为长住僧人。

每个武僧各执一样兵器

少林寺山门外每天都有想进来学功夫的，从电影《少林寺》的年代到今天一直如此。收什么样的人进来并无明文标准，只要方丈点头即可。现在，少林寺常住僧人大约有200多人，人员流动很快，一些20多年的老僧人也不见得认识所有面孔，阿海已经见惯人来人往。“有人出家，有人还俗，还有人还俗了又回来。铁打的寺院流水的僧，能在少林寺待上七八年的，都是老资历了。”

虽然在寺里生活了10年，阿海真正在寺院里只是武僧团的3年。他没有受戒剃度，2008年，他曾离开少林寺，当了一年的私人保镖。之后又去参加各种散打比赛。开始一路都顺利，成绩不错，但越是到高级赛事，越无法晋升。“那些成绩比我差的人反而可以一路赢下去，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关系铺垫，要向上走很困难。”阿海灰心到极点，把昂贵的比赛行头全部扔掉了。

无论是武僧还是武校学生，一旦走上社会，摆在面前的出路并不多：开武校，当教练，当保镖，参军，当警察……这些有限的选择都是辛苦活，没有一件阿海真正想做的事，“到了外面，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

找不到出路，甚至让阿海恨上了武术。“我痛悔自己为什么要来学功夫，发誓以后再也不碰这个行当了。”这些年文化课学得不多，阿海想找机会重新读书，拿个学历，再从头开始。

2011年7月开始，释永信设立了少林文化学院，规定所有沙弥每天都要到学院上课，学习佛法，规范行为。文化学院分小班和大班，未成年僧人就读小班，成年沙弥在大班。课程非常基础，有国学、佛学、少林文化、书法、英语等。国学课本是《千字文》，英语教授的是基本口语对话。授课的除了外聘的老师，都是从佛学院毕业后回来的年轻僧人。

但让整天舞刀弄枪的武僧们静下来读书习字，并非易事。武僧团成员从五六岁到二十出头，个个见过世面，历练过江湖，精明老道，比起他们，佛学院的年轻僧人们反而显得稚嫩。训练场上英气勃勃的武僧，课堂上都打了蔫儿，课桌前趴着仰着，什么姿势都有，讲台上老师一开口，下面不久就有人酣然入睡——能安静睡觉，老师们已经满意：总比在课堂上吵闹强。

释延祉是文化学院的管事僧人，为防止沙弥们迟到缺课，延祉和其他老师建立了一套考勤制度，缺课要老师批假条。缺课到一定课时，成绩作废。但作废一科成绩，哪里被武僧们放在眼中？面对胡乱请假的沙弥，延祉常常一边签下假条，一边告诫：“缺了多少课，我这里都有记录，到时候谁成绩不合格，就告诉方丈停了你们在武僧团的表演。”只有这句话，才可能奏效，外出访问表演是沙弥练功的最大动力。不过这种惩戒的最终决定权只有释永信。武僧团要出门表演，一些项目往往只有某个人才能完成，虽然旷课缺课时有出现，却难有实质性惩罚。

阿海看着这些孩子，摇头惋惜：“他们现在年龄小不知道，将来会后悔。就是将来出家，要留在少林寺，也必须有拿得出手的特长。你得有用、有上进心，方丈才会看重。少林寺不养闲人，谁在这里混日子，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寺院里就会出些钱打发他走，或者帮着找个工作。就算寺院不赶人，自己待着也没有意思。”

7点多，从山腰俯瞰下去，熙熙攘攘的游客正涌入少林寺的山门。这样的热闹一般会一直持续到晚上天黑下来。阿海静静地看了一会儿，说：“我也要离开了。”

局级方丈

1981年释永信进入少林寺时，寺里破落如洗。30多位僧人没有足够的住房，冬天只能在大殿里打地铺。好在每人分得一亩地，僧人们都下田干活，一年打下万把斤粮食，能糊口。每天的早餐是咸菜、玉米粥，中午青菜加两个馍，刚能吃饱。天天一模一样的食物，被小和尚叫作“印版饭”，因为“就跟复印的一样”。

现在，常住僧人维持在200多人的少林寺，吃饭早就不是问题。资历老或地位高的老僧人都有了自己的单间，有独立的洗手间，备空调、电话，可以上网。

1980年代释永信陪同行正方丈去登封政府办事，往往从早等到晚上也见不上领导一面。如今，释永信身兼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佛协会副主席、河南省佛协主席，按行政级别，可以享受局级待遇。少林寺迎来送往有数不清的名人显贵，甚至达官政要。

外界称他方丈，徒弟们称他师父，居士称他大和尚，还有一个少林寺老一辈的传统称谓：当家的。

释永信在少林寺的权威无可置疑

作为“当家的”，释永信在寺内拥有绝对权威，徒弟们在他面前理所当然地敬畏，但多数僧人踏进方丈室不会屏息凝气。他不会对僧人们有过多管制和苛责，因此寺院里呈现出各种活泼和轻松。但他的权威，在这方天地里是无可置疑的。

一位曾参与少林活动的宾客这样描述所见：一年少林寺在新建的禅堂举办活动，按规矩出入者皆需赤足，众人都在门口脱鞋，方丈也不例外。活动结束，门外雨下得正密，释永信边和嘉宾交谈边向禅堂外走去，行至门槛前，门外一名保安忙伏下身替释永信穿上鞋子，另一名保安替他撑起雨伞。整个过程中，释永信与嘉宾的对话没有中断，他甚至没有低头或旁顾。而后，他准备步下台阶，又一名保安见状忙半蹲上前撩起释永信僧袍的后襟，以免下摆拖在台阶沾上雨水。多年后这位在政府任职的宾客无限回味这一场景：“我机关里的领导，也没有这个待遇。”

2006年普京到访少林寺，在红地毯上能与之并肩而立的唯有释永信，有媒体这样记述，“连省里来的领导的座位都得靠后30厘米。据说一位当地领导试图把座位与释永信并齐，结果被普京的保镖架住，把椅子拉回了原地……在和一些地方官员合影时，释永信也开始出现在中间位置；在少林寺举办的一场活动中，有向领导赠送礼品的环节，安排的流程是，释永信站在原地，参会的领导排队前去受领。”

释永信对此的总结是：没有经济地位，就没有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更没有话语权。

一次次跟着行正上京要政策的苦涩经历让他知道，和尚也需要话语权。面对外界的批评，释永信曾说“我们修来的福，不用看别人脸色”，了解这句话背后意思的人不多。这句话，也是释永信耕耘少林寺20多年的真切写照。

1989年前后，释永信开始带着武僧团在世界各地表演少林功夫，很快享誉海外。他在自传中，罗列了与诸多名人显贵的合影：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和现任主席罗格……

名人效应加上与国际接轨带来的好处毋庸多言。少林寺相继在柏林、伦敦等地直接办了40多家“海外中心”，仅在美国就有130多家武馆。释永信简述过这些海外中心发展的过程：先花几万美元在当地租房子、收徒弟，“有点钱，就希望在那里按揭买房，再有点钱就买地建房子。”

走“国际化”路线，让释永信在经营理念上丝毫不输嗅觉最敏锐的商人。在国外体验过信息社会的释永信，从1996年就要求手下僧人们筹建少林寺网站。2002年，少林寺开通了官方网站，成为一时热议。电子商务兴起，少林寺旗下全资子公司“少林欢喜地(登封)有限公司”就在淘宝开店，销售少林创意商品、开光法器、少林茶具、功夫书籍……

“少林欢喜地”在少林寺中也实际存在，就在山门旁边。前院是少林素斋，游廊里卖梅花桩CD架、铁头功书挡等少林创意商品；后院每隔半小时有一场少林功夫表演，游人在这里可以享受餐饮到文化体验一条龙服务。

“少林欢喜地”在少林寺的商业架构中仅属边角。1997年成立的少林无形资产有限公司和2005年成立的少林文化传播公司，是少林寺商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少林无形资产有限公司”是现在的称呼，前身是“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实业公司”）。2005年之前，少林寺与企业间的合作几乎全都依托实业公司完成。这种对外合作形式并不复杂，企业出资金和产品，少林寺出品牌。最简单的是授权使用少林名号，比如授权台湾某公司制作发行《少林传奇》系列动画片，对方支付给少林寺公司38万多元的无形资产使用费；比如与玩酷科技公司合作推广《少林传奇》的网络游戏。

释永信在经营理念上丝毫不输嗅觉最敏锐的商人

拿方案来谈合作的人，有时一天几拨。有人先找少林实业公司总经理钱大梁过眼，有人直接来到方丈室，但无论经过哪种渠道，最后拍板定案的是释永信。

即使坐拥金字招牌，释永信也从来不放松“品牌营销”，曾专门聘请公关公司专门对少林寺品牌进行营销策划。很快，策划活动、制造议题、媒体跟进等手法，被少林寺活学活用。公布武术秘籍、为拍摄电视剧《少林僧兵》而进行“功夫之星”全球海选、举办“少林问禅”、和音乐家谭盾合作《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世界小姐游少林寺……都成为一时的新闻焦点。

其中“功夫之星”海选和拍电视剧，均由2005年成立的少林寺文化传播公司负责。1997年时，少林寺曾成立过一间少林寺影视公司，这间公司至今仍存在，少林寺官网写明其经营范围包括电视综艺、电视剧制作发行、国内广告，如与深广影视集团联合推出大型功夫电视连续剧《少林僧兵》。

可以看到，“少林寺影视公司”的功能与“少林寺文化传播公司”多有重合，这种现象也同样存在于实业公司（现在已经更名为“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少林寺的“商业集团”内部并没有严谨架构和各司其职的脉络，却并不妨碍这个集团红红火火运营了这些年，原因很简单：这里实行方丈负责制。无论商业合作还是人事调度，只要释永信点头就可以。早年在接受一家媒体访问时，释永信对此直言不讳：“我不相信民主，民主就是庸俗。”

在哪儿都一样

商业化像潮水，开门放它涌进来的时候，哪里有利可图就在哪里蔓延。每个人都裹挟其中。

勤道已经离开少林寺数年，离开的因素多多，其中有一条是，太热闹了。这热闹唤起了他对红尘的种种向往，“那为什么我不到更热闹的地方去?”他还俗，下山，经商。

这种谋生能力在寺院时已经得到锻炼。“少林寺每个月发几百块的单资，对我来说，不怎么够用。”在寺里，勤道外向，交游广泛，手里新款的智能手机电话不断。他悉心打理自己和外界的人际关系，“积累人脉很重要。”他常常跟朋友们网上聊天，有时朋友们开着车上山找他玩，他会带大家到登封市兜一圈，请大家吃个饭。这方方面面，如果没有额外收入，勤道可能连电费、手机费都交不起。

释永信的命运尚未可知摄影：李游

外快大多来源于卖香，做法事。2005年，少林寺僧人卖6000元高香的新闻曾惹来不少骂名，勤道不以为意，“别说6000元，还有10万的，都太贵了，其实没多少人买。”他印象里，那时寺院里销量最多的是几百元的香火。

也有僧人会为游客开光、测字，收费因人而异，通常也是几百元。当然这些都不是公开交易，也不会明码标价，如果客人是导游介绍来的，这些收入还要和导游分成，大多是五五开。

这些事被报道后，释永信整顿了寺务，从2006年开始，这些经营基本消逝。但僧人们还是愿意有具体的活儿干，有活儿才意味着有自己经营的空间——至于经营什么，那就各凭借本事了，“但得听方丈的话，不违反寺规。”

遵守寺规对勤道并非难事，除了喜欢交朋友，他没有其他嗜好，他也喜欢读书诵经，“外界把寺院生活看得有点神秘，所以会有种种好奇和要求，其实和尚就是一种生活状态，选择这种状态，就像是你们选择朝九晚五的生活，大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活着。”

他决定换种活法的另一个原因，缘自一位女孩。勤道不愿意详述过往。情爱，是寺院里不可言说的话题，是埋在最深处的思量。勤道曾反复犹豫了很久，“感情不能当饭吃，最后都落到柴米油盐上，寺院里有人进来，也有人走，还有人走了又回来的，哪那么容易就离开的，万一到社会上混不下去，怎么办？再回来就更尴尬，跟‘二进宫’似的。”

对未来的不安，终敌不过滚滚红尘的热度，勤道重返俗世。问他的体会，想了许久，抬头一笑：“在哪儿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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